孙海忠
    我跪在宿舍的地板上，面朝东南方向，郑重地磕了三个头。
    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一，给先人上坟的日子。我身在外地，不能亲自到父亲的坟前祭奠，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父亲的哀思。
    父亲坟上的草已两度青黄，可每次想起父亲，我和家人都难抑泪水。父亲在这个世上活了60年，几乎没享过什么福。他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少年时赶上挨饿，青年参军入伍，虽表现优秀，但最终没有摆脱回家务农的命运。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父亲过了一辈子典型的农民生活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光着脊背劳作的身影。
    即便辛苦如此，生活仍然拮据。那时，我们兄妹三人上学，交学费时，家中钱常常不够，每当这时，父亲就一声不吭地出去了，回来时就将大小不一的钱交到母亲手上。我们兄妹从小就知道父母借钱的酸涩，学习都很努力，都通过考学改变了祖辈的命运。
    父亲在儿女面前一直保持着硬汉形象，很少显露他的软弱，只有一次是例外。那年，小妹也考上了大学，“鸡窝里飞出三只凤凰”，令乡邻很是羡慕。但父亲面对高昂的学费，又听说今后读完大学国家不再分配工作，暂时的喜悦变成了愁眉不展。一次晚饭后，父亲叫住收拾碗筷的小妹，用商量又不容更改的语气说：“这个大学咱不上了……”全家人一时愣住。小妹流泪，父亲也流泪，全家人都跟着流泪。那时我已参加工作，我向单位和同事借了钱，帮小妹圆了大学梦，毕业后顺利地当了教师。全家人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晚的事，小妹也丝毫没有怨过父亲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不是极度绝望，作为一个男人、一个父亲，那晚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
    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农民，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家产，能够称得上遗产的有两样：一样是三个孩子，一样是那座老宅。
    我们兄妹三人算不上出类拔萃，甚至离“优秀”的标准还有距离，我们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有三点：一是全部通过考学跳出了“农门”，这在我们村是第一家；二是从没对父母发过脾气，没有顶撞过父母，不敢说“孝”，但“顺”是做到了；三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，为人实诚，不知“害人”为何物。
    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大妹家度过的。都市的舒适生活抵消不了他对老家的挂念，那座他一手建造起来的老宅成了他最大的牵挂。在北京时，他经常看老家的天气预报，每有恶劣天气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嘱咐我回家看看，房子漏雨没有、排水沟是否畅通、别忘了给那台拖拉机盖上塑料布……弄得我心里暗笑。我满口应承，有时难免偷工减料。当一切都成为过去，再回想这些当时感到麻烦的事情，体验到的只有温馨和怅惘。
    老宅中一个放杂物的棚子，年久失修，雨季漏得厉害。那次回家，父亲早早地和好了泥，让我在下面递泥，他自己执意爬上房顶去修葺。下来后，他脱掉被汗水浸透的背心，仰头审视了很久，说：看来得彻底翻翻顶了……不料，几天后他查出绝症，前后仅52天，就与我们阴阳两隔。
    第二年春天，我找村里的一个建筑队翻修了那个棚子，用料和工钱都超出了一般。最后结算时，包工头说出数目，我多给了他几十块钱，临走又塞给他一盒好烟。望着他笑眯眯地离去，我仿佛看到父亲在九泉下也欣慰地笑了。